文化管理另一重点是确立一个组织绝大多数成员的共同的基本信念、行为准则，形成群体的意向--价值取向。个人的意向包括兴趣、爱好、志向、意图、期待、愿望、欲望、目标、理想、知觉指向、价值取向等。组织作为一种相对静止的客观存在的实体，它的活动会显现出整体化的结构性。这是一群人为了达到一个共同的目标、通过人为的分工和职能分化，运用不同层次的权力和职责充分利用人力资源的活动过程。在这过程中，每一个组织，在长期的实践中，总会形成具有独立性的有文化意义的最小文化单位--文化特征或文化元素，并以此构成文化品质，从而形成有系统的联结，交融而成为具有鲜明文化特征的组织文化模式。

这种意向既受外在的庞大的社会文化结构体系的制约，或说是以国家民族的传统文化为背景的，又受到内在成员个性化的目的、欲望、动机及其相互间各种联系、互动而形成的具体的、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情势、环境所左右。更重要的是受到该群体中具有号召力、凝聚力的领导成员的思想、观念、价值意识的引导，在社会历史经验和时代精神的合力作用下，形成呈多极而又向中心焦点集结的状态，形成在离异与趋同的对立中求统一的文化模式。

这种群体意向的确立，必须像在自然科学的定律、原理指导下开发出技术进行生产一样，管理者要高度理性，要充分运用人文化成的普遍规律为指导，分析总结本群体在实践中经验教训，提出具体的方向和要求，并在不断巩固、稳定的前提下，形成引领发展方向的意向，使全体成员对这“意向”充满认同感和趋附性。使意向真正体现出人心所向，民意所尚，显示出成员共同的意志和追求，这样才能产生耦合力。当群众中的基本成员，其个性化的意向泯灭在群体的意向之中，出现庄周做梦变蝴蝶、蝴蝶做梦变庄周的时候，就能形成“人心齐，泰山移”的巨大能量，产生良好的群体效应。在这种现实的主体间互动所生发开的意向性结构中，处于枢纽地位的自然是“价值取向”。价值是主体对客体关系的反映，是主体根据其需要而对客体的有用性做出的判断。这种判断既有独特的个性，又有明显的社会性、群体性。而个体独具的评价、判断标准，在被群体所了解、接受的情况下，往往会得到提倡，产生社会影响。反过来，成为群体的价值取向又会不知不觉渗入个人的价值取向中，这种互相渗透、互相促成而出现的价值观念变化，会随时间迁移而持续。就像创立“名牌”要付出几代人努力一样，价值取向的确立也是历经纠偏、巩固而完美的境界。在学校，价值取向一经确立就会形成一个组织经营的中轴和枢纽，也就是一个“学校文化”，而其中主导的价值意识和理想信仰，就是“学校精神”，扩展开来就如同军队里的“军魂”、国家的“国魂”等。它是学校组织的向上、向前、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动力，是决定全体成员的基本道德的准则。因为“精神”不仅是观念思想，还是一种坚持观念的勇气，是主导的价值意识及坚守这意识的正向的心理定势。当一个组织以“行业第一”作为主导的价值取向，那么文化管理就会围绕该组织自身的特点、性质、宗旨、任务和发展方向，积极倡导、精心培育其成员稳步进取的、敢于冲破极限的勇气和信念。这个组织就会为长期效益坚守诚信，就会为目标实现而众志成城，就会提高每个成员对社会、对组织的责任心和义务感。自然而然就远离了短期行为，摒弃虚假、欺诈和一锤子买卖。

在日复一日的坚持、积累中，创出具有独特个性的组织文化体系。许多名牌学校都瞄准跻身世界一流学校的行列，有的倡导“精”，有的倡导“严”，有的倡导“实”，这都是文化管理个性化的写照。最典型的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剑桥大学和伦敦大学。这三所学校，分别以文、理、医而闻名世界。据说英国历史上40位首相，有29位出自牛津；56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有47人出自剑桥，而绝大多数的名医，出自伦敦。这才是充分个性化的学府，办出了个性，办出特色，形成独特的文化。正如拿破仑说的“不想成为元帅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一样，雄心和壮志人皆有之，书但是真正实现的能有几人？因此，文化管理价值取向的确立要实事求是，要充满理性。价值取向不应该是虚假的理论假设，而是要放在整个社会历史和当代具体的情境、情势的种种因果关系相互联系的逻辑的发展中，在现实提供的必然趋势中来定夺。而且价值取向确立之后，要充分发挥其养成功能：在自成文化体系的管理中，先进的理念以“目标管理”、“民主管理”、“质量管理”、

“标准化管理”等制度或人文形式，潜移默化着本亚文化圈内的成员，使他们在一种特有的文化氛围里养成一种自觉地、自由地发挥潜能的习惯。要使成员在对理想的执著追求中，将理想与现实联系起来，让个人自我价值与组织的价值取向、整个社会价值取向融合，把自我价值的实现变成群体甚至是整个社会、时代价值实现的一个绵延接续的一部分，或者说把群体、民族、社会的价值实现变成自我价值实现的最高形式。这样，这种实现之中就会包含着一个真实的自我，这时理想和现实的矛盾就统一了，主体与客体的对立消除了，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的鸿沟填补了。这样一个认同本组织价值取向、具有本组织文化精神的员工，他会超出规章制度规定的义务之外，以主人翁的姿态创造性完成特定情形中的特殊任务，而且能在自己出色的发挥中为组织赢得效益和声誉。这时组织已实现的理想和事业也就是成员高度自觉的自我的终极存在，也就是每个成员神圣自我的最高的生命价值和人生意义的体现。换言之，组织每个成员的存在、理想、事业也就在这自主自觉的能动性的发挥中相应提升到了自我的终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