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会员的增加，协会发现要了解会员对协会的工作是否满意，会员要求协会如何开展工作这些问题时，变得越来越困难。追踪调查是个办法，因为在若干年后重复调查时新的结论能表明发生了什么变化。
1966年和1972年，美国最有成望的普斯顿民意测验组织对协会会员进行了两次调查。对这两次调查结果难以进行全面比较，因为1966年的调查是个别征求意见，1972年的调意是邮寄调查表。1966年的调查范围比较广泛，大型协会也作出了反映，结论是比较全面的。1972的调查范围不太广泛。1966年调查了各类协会的622个会员，1972年调查了691个会员，两次调查都有一定的代表性。1972年的调查报告第一部分对两次调查结果作了比较，强调指出，与第一次调查相比，第二次调查会员对协会的态度趋于冷淡。调查结果表明，被调查者对我们传统的教育、宗教和经营等观念，在6年以后已经出现了更多的怀疑。美国商业的民意测验很能说明问题，1961年55%的人对协会表示“不满意”，1971年这个比例上升到60%;回答“非常满意”的人从1961年的16%减少到1971年的11%。关于协会，“你认为你的企业或组织在这个协会里有价值吗?”答“很有价值”的在1966年占63%，1972年这个数字下降到51%。调查还表明，地方性协会变得日益重要，可能是因为它们的规模小些，联系更加紧密些的缘故。
1966年有42%的人认为协会在解决会员的某些重大难题时工作出色，1972年，这个比例下降到16%。主要的批评者认为:“协会是为那些占优越地位的会员服务的”《占30%)“协会的服务过于一般化而收效甚微”《 占20%。另一个因素是对沟通联系的服务不太满意，1966年72%的人认为，他所属的协会的沟通联系工作搞得很好，到1972年，这个数字已经下降到45%。1966年45%的会员认为协会的理事是“出色的”，而1972年这个数字是33%。1972年70%的成员认为由他们选出的领导者工作出色或较好，在专业协会中，37%的成员对领导不满意，1966年的调查中没有这一项内容。
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关于疏通议员，认为协会进行了疏通议员活动的人被问道，这个活动是否应该与广泛的社会改革的立法目标有关，而不仅仅是为了建立一个有利于协会成员的新法律。38%的人说，应该关心更广泛的立法，20%的人认为，争取为会员立法就够了，另有20%的入没有表态。1972年，48%的会员认为，如果领导人认为必要，会费可以增加25%，这个数字在1960年是60%。1972年没有大的通货膨胀，会费增长率的降低，实际上意味着协会实际收入的增加。1972年，33%的会员认为他们很少利用协会提供的服务，54%的会员没有参加办事处和各委员会的工作。
在调查中，对行业协会、专业协会是否有必要存在这一问题的回答，没有什么变化。肯定的回答在1966年是79%，1972年是76%。在1966年，52%的人认为，协会的许多工作是乏味的重复，1972年，这个数字达到83%。1966年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会员对他们的协会感到满意，而持同样看法的人在1972年只有50%。在1966年，多数会员在协会积极活动，出席会议或参加委员会的工作，而到了1972年，这个数字只有39%。
1966年的调查表明，协会常务理事必须为取得会员的极大信任而主动进行自我批评，认为协会领导有贵任提供本行业或本专业迅速变化的情况，引导和帮助会员，使他们顺利发展。而1972年的调查显示出会员对协会及理事会的工作日不甚关心。
1966年的调查认为，会员希望更多地参加协会的活动，领导者也许是低估了会员的热心程度。而在1972年反映的信息是，协会必须有更高的工作效率和标准，需要更多的努力去认识了解会员。
1966年调查中又一个有意思的问题，是协会理事和会员对协会的评价各不相同。在提供服务满足会员需要方面，多数领导者持怀疑和悲观态度，这也许是他们过多地看到协会工作困难的缘故，而会员则过多地强调与协会工作无关的一些意见。另外，领导者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强调协会工作人手不够，以此说明他们在协会中作出的贡献是不简单的。无论真相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协会工作的复杂性广泛性正在增加，要求协会管理者有越来越强的工作能力。会员对协会活动热情不高，并不一定就是协会工不力的证明，除非协会把表面看得比实质更重要。有证据表明:会员参加协会是为了取得协会的实际帮助，而不是为了结成一个志同道合的“俱乐部”。没有更多的理由认为会员只应关心本协会，而不去关心对他们有用的其他组织。协会是由少数有创新精神的人建立的，只要它能提供有意义的服务，会员就会增加。
因此，协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协会为解决会员的需要而作出的贡献。
因此，协会的发展，主要取决于协会为解决会员的需要而作出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