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初春，中国经济正站在一个历史性拐点上。从“有没有”到“好不好”，从“规模扩张”到“价值跃升”，高质量发展已不再是政策口号，而成为一场深刻而不可逆的系统性变革。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新质生产力”作为中央高层反复强调的核心概念，正以其技术革命性突破、要素创新性配置与产业深度转型的三重内涵，重新定义中国未来经济增长的底层逻辑。
然而，任何生产力的跃迁，都离不开制度基础设施的同步演进。如果说新质生产力是引擎，那么支撑其高效运转的“信任机制”——质量认证体系，则是不可或缺的润滑剂与安全阀。遗憾的是，当前我国认证行业仍深陷于传统范式的泥沼之中，难以匹配新质生产力对高可信、高专业、高适配服务的迫切需求。一场以“新质认证”为方向的行业重构，已迫在眉睫。
一、供需错配：低端过剩与高端短缺并存
过去三十年，中国认证行业伴随制造业腾飞而迅速扩张，解决了“有无认证”的基础问题。但如今，这一模式已显疲态。市场上充斥着大量同质化、低附加值的认证服务，尤以ISO9001、ISO14001等通用体系认证为甚。这些认证本应是企业管理体系的“体检表”，却在激烈的价格战中异化为“盖章收费”的形式主义工具。更有甚者，“给钱就过”“电商卖证”等乱象频发，严重削弱了认证的公信力。
与此同时，真正契合新质生产力发展方向的高端认证需求却长期得不到有效供给。无论是量子计算设备的安全验证、低空飞行器的适航评估，还是人工智能算法的伦理合规、生物制造过程的风险控制，抑或“双碳”目标下的绿色供应链认证、数据跨境流动中的PIPL合规审计，这些新兴领域亟需具备跨学科知识、复杂系统评估能力与前沿技术理解力的专业认证服务。然而，现有认证机构普遍缺乏相应的技术储备与人才结构，导致“想认证却无门可入”。
这种结构性错配，本质上是认证行业未能随产业升级同步进化所致。若不打破“重数量、轻质量”“重流程、轻实质”的惯性思维，认证将沦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性障碍。
二、国际话语权缺失：规则制定权旁落的隐忧
中国虽为全球认证业务量最大的国家之一，但在国际标准与认证规则的话语权上仍处于“跟跑”甚至“陪跑”地位。中国制造出海，往往需二次获取国际认证机构的“背书”，不仅增加企业合规成本，更带来产业数据外流、技术标准受制于人的战略风险。
更值得警惕的是，在人工智能、新能源、生物医药等关键赛道，国际认证规则正加速形成。若中国不能在这些前沿领域主导或深度参与认证标准的制定，未来或将面临“技术自主、认证受制”的尴尬局面。认证不仅是市场准入工具，更是技术主权与产业安全的重要载体。
《关于加快推动认证认可检验检测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专业化能力不足是导致行业话语权不够、公信力不强的内在核心问题。”此语切中要害。唯有构建具备全球视野、技术深度与规则创设能力的“国家队”认证机构，才能在新一轮全球产业治理博弈中赢得主动。
三、信任危机：行业存续的法理根基动摇
认证的本质是“传递信任”。一旦信任崩塌，整个行业便失去存在的合法性基础。近年来，从“3•15”晚会曝光的假防火玻璃认证，到电商平台兜售的“免考包过”资质证书，虚假认证事件屡禁不止，公众对认证结果的信任度持续走低。
这种信任赤字不仅损害消费者权益，更可能引发系统性风险。试想，若一架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eVTOL）仅凭一张“注水”认证即可投入商业运营，或一款AI医疗诊断系统未经真实有效性验证便获准上市，其后果不堪设想。在新质生产力所依赖的高技术、高风险、高融合产业生态中，认证的失真将直接转化为公共安全与经济安全的漏洞。
因此，国家层面必须“拉升高线”与“筑牢底线”并举：一方面，通过政策引导、资质升级、人才培育，推动认证服务向高技术、高价值跃迁；另一方面，强化监管执法，严打虚假认证，建立终身追责机制，重建行业公信力。
结语：迈向“新质认证”的制度重构
景鸿认证咨询认为，新质生产力不是孤立的技术现象，而是一场涵盖技术、制度、组织与文化的全面革新。在此进程中，认证行业不能再做“沉默的配角”，而应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制度先锋”。
“新质认证”应具备三大特征：
技术前瞻性——能识别并验证前沿科技的可靠性与安全性；
服务集成性——融合法律、数据、伦理、环境等多维合规要求；
规则引领性——参与乃至主导国际标准制定，保障国家产业安全。
这需要顶层设计的系统推进：加快认证机构改革，鼓励产学研协同；设立国家级新质认证实验室；推动认证结果国际互认；完善法律责任体系。唯有如此，认证才能真正从“纸面合规”走向“实质信任”，从“市场装饰”升维为“发展基石”。
历史从不等待犹豫者。面对新质生产力的时代召唤，中国认证行业必须完成一场深刻的自我革命——不是修补旧船，而是建造新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