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工业革命之后，在市场竞争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推动下，西方发达国家于20世纪80年代先后出现了生产要素知识化、知识创新替代资本增殖实现经济增长的新趋势，渐现出后工业社会的新经济形态——知识经济的端倪。
经济增长支点的转移，不仅对世界各国制定经济社会发展的宏观战略产生深远影响，而且对每一个企业的微观决策也提出了严峻的挑战。美国学者萨维奇博士（Dr.Charles M.Savage）在他的《第五代管理》（Fith Generation Management）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处在知识经济门槛上的企业管理者如何弃旧图新，如何发现和扬弃传统管理理念并最终走向新时代的心路历程。著名管理学家彼得·圣吉（Peter M.Senge）也在他的《第五次修炼一—学习型组织的艺术与实践》（The Fifth Discipline）一书中认为，现在全世界的管理和思维方式正在酝酿一个新趋势，企业将日益变成一个学习的组织，“有能力比你的对手学习得更快”，将是未来企业惟一持久的竞争优势。可见，知识经济的兴起给企业管理带来一场深刻变革。外国学者在总结和研究成功企业实践的基础上，提出许多新的管理模式和管理理论，逐步形成了“企业文化”的新概念和新学派。其中对企业文化研究影响较大的有美国迪尔、肯尼迪（Terrence E.Deal&Allan A.kennedy）合着的《企业文化》（Corporate Cultures）、威廉·大内（William Ouchi）的“Z”理论、帕斯卡（RicharPascale）和阿索斯（Authony Athos）的“七要素理论”等，代表了企业管理理论发展的新特点和新趋势，在实践中对企业管理革命产生了重要影响。与此同时，一些有远见卓识的企业家，善于应用企业文化理论营造企业管理的文化环境，不断增强市场竞争优势，获得了巨大成功。日本的三井、东芝，美国的宝洁、柯达，以及步入世界500强的中外知名企业，都是利用文化纽带提升企业管理水平的成功范例。如前所述，知识经济和信息社会是工业化后期的经济社会形态。
我国目前尚处于以制造业扩张为主体的工业化进程之中，步人知识经济时代还需要经历一个发展阶段。因此，不宜把现阶段某些领域的突破和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相提并论，但知识经济对发展中国家的挑战是不容回避的。面对发达国家知识经济的竞争优势，我们必须做好战略准备，推动知识生产和创新，不断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从目前我国企业管理的现状看，企业决策和管理水平与知识经济要求尚有很大差距，有的甚至不了解企业文化为何物。山西有一个濒临倒闭的企业，迫于生存危机，首例以年薪10万元的报酬公开向社会招贤纳士。新厂长上任两年，不仅扭亏为盈，还创造了可观的利润，而原聘任单位却违反承诺，不给这位厂长兑现报酬，并由此引发了一场官司。厂方坚持不付报酬的理由是新厂长到任后没有什么惊天动地之举，只是整顿了一下厂风厂纪，改变了一下厂容厂貌。这个案例说明，新任厂长治厂有方在于悟到并注重企业文化的魅力，而聘方却是典型的“企业文化”盲。如果我们的企业决策层和管理层不走出这个盲区，那么，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所以，培养造就一批既诸熟企业管理理论，又善于从战略定位、组织管理、营销策略等环节塑造企业文化形象的企业家队伍，已成为应对知识经济的当务之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