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随着服务贸易在世界经济、政治中的地位日益提高以及经济全球化、区域集团化的发展，《服务贸易总协定》应运而生。其产生的背景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发达国家积极倡导服务贸易自由化。在经历了1979-1982年经济危机后，美国经济增长缓慢，在国际货物贸易中赤字日益增加，而在服务贸易领域却占有明显优势。作为世界最大的服务贸易出口国，美国急切地希望打开其他国家的服务贸易市场，而各国对服务贸易的不同程度的限制，成为美国利益最大化的障碍，因此，美国积极倡导实行全球服务贸易自由化。
早在东京回合谈判中，美国即试图把服务贸易作为谈判的主题之一，虽未提出服务贸易的减让谈判，但在东京回合中所达成的海关估价、政府采购协议中写入了一些服务贸易的内容。美国国会在1984年《贸易与关税法》（Trade and Tariff Act）中授权政府就服务贸易进行谈判，并授权对不在这些问题上妥协的国家进行报复。发展中国家和一些发达国家抵制美国的提议。欧盟起初对美国的提议持疑虑态度，但经调查发现欧盟的服务贸易出口量大于美国，转而支持美国。日本虽然总体上服务贸易呈现逆差状态，不过为改善同美国的货物贸易关系，仍然加入了以美国为首的服务贸易自由化阵营。
1986 年9月，在乌拉圭回合多边谈判中，美国提出了实现服务贸易全面自由化的具体意见。包括：提出“单轨制”谈判方式，将服务贸易与商品贸易综合起来进行一揽子谈判；提出适用性前提，确定商品贸易原则也适用于服务贸易；提出以商品换服务，以发达国家在商品贸易上的让步来换取发展中国家在服务贸易上的让步；提出“维持现状，逐步回退
（贸易壁垒）”原则，以逐步实现服务贸易多边自由化。
第二，发展中国家对服务贸易自由化由坚决抵制到逐步接受。当美国开始提出服务贸易自由化问题时，绝大多数国家都坚决反对。随着发达国家在服务贸易谈判问题上的认识逐步统一，发展中国家坚决抵制的立场有所改变。首先，一些新兴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某些服务行业已取得相当的优势；其次，大部分发展中国家一方面迫于发达国家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认识到，如果不积极地参与服务贸易的谈判，无异于放任发达国家制定服务贸易的规则。为了换取发达国家在商品贸易上的让步，发展中国家部分同意了美国的主张。最终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同意采取将商品贸易与服务贸易并列的“双轨制”谈判方式。
由此开启了长达8年的乌拉圭回合服务贸易的艰苦谈判的历程。最终于1994年4月，在摩洛哥马拉喀什正式签署了《服务贸易总协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