冷战结束后，核危机受到的关注程度大大降低，但是全球化浪潮带来的新的危机逐渐引起人们的注意。“9·11”这样的跨国恐怖主义危机，疯牛病这样的全球生态危机，非洲大湖地区的人道主义危机，席卷东南亚、俄罗斯、拉美地区的金融危机···...学者视野中的危机种类越来越多，危机研究跨学科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危机研究出现了第二个高潮。
20 世纪90 年代中期以来，由于后冷战时期危机的频发与形式的翻新，危机研究又取得了新的发展。学术界在对危机现象进行充分理性分析的基础上，试图解决一系列重要的理论与实践问题:人类社会危机现象的成因、国家风险、社会冲突与危机发生的关系;在操作层面上社会危机预警、防范的可行性;政府危机管理决策的选择与危机控制的途径和方法;后危机的管理与处置;社会危机管理体制、机制的建立与现代国家法律体制的关系;等等。过去 10 年中，由于两极体制的瓦解而引致转型国家社会危机从生，大规模社会冲突、政府下台、政权更迭、民族冲突、宗教战争此起彼伏，学术界的研究兴趣遂转向转型国家研究。诸如转型国家面临的社会危机困境，社会政治转型与政权合法性危机，危机管理主体的法律授权，危机与政治腐败的关系民族、宗教冲突与社会危机的爆发，经济全球化与转型国家社会危机发生率的关系等一系列课题的研究迅速展开。同时，研究方向除继续开展传统的基础理论研究外，更侧重于危机管理体制与机制建设、危机控制途径与方法、危机控制过程中的信息化管理、危机管理模型的设计等，涉及管理学科的操作与技术层面研究。总之，正如著名危机理论学者 T.格尔所说，危机理论研究的社会目标，“就是最大限度地降低人类悲剧的发生”。
